【多余的话】2017年建军节前（大概是7月30日），户主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建军节前说一嘴——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并非组织任命而来！》的长微博，转赞评极高，但后来不知何故，突然不见了。今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90周年，特将此文再次发出，以此纪念这位值得认真去纪念的伟人。但愿搜狐网（号）不限流。
江西永新龙源村 龙源口大捷桥
30多年来，一直有一批人刻意妖魔化毛泽东。除妖魔化他的学识、人品、生活以及他的预见性和辨别能力、决策能力外，就连他的对手和敌人都折服的军事才能一段时间也被妖魔化。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又出现一些“大作文”，说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其实不是他本人具备和拥有的，而是他做了中央领导人之后，剽窃了一众将帅的智慧和成果，据为己有，并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更有甚者，说只要组织信任并赋予他权利，他也同样能做出千秋大事，无敌于天下。
展开剩余83%面对这样的作文和作文背后的那些学者或文化人、研究者，户主不想与他们针锋相对宏盛证券，只想静静地讲述发生在那个动荡年代的许多往事。
众所周知，我党我军的斗争历史按照现在的划界，可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户主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领袖们虽然在“富起来”的过程中都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但也都随着时间推移而烟消云散，只有毛泽东在“站起来”和“强起来”的过程中起到的“无与伦比”的作用还至今历历在目。
应当肯定，上级的信任、组织的任命，是一个人成就大业的基础和前提，但不是关键性因素，只是外因，关键要靠自身的才能和魅力。应该说，毛泽东的才能不是做了中央大员后才有的，而是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展露无余了。
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小龙镇的反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的白云山战斗指挥所
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因为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享誉党内。敌我都分不清楚，还能战胜敌人？这也为后来毛泽东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理论奠定了基石。
我党调研（考察）报告的鼻祖（范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宏盛证券
二、“八七”会议。由于毛泽东发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规律，并在会上向党中央提出了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建议。这一建议其实在当时是被采纳了的，但如何从枪杆子里面取得政权，路径可是大不相同，甚至是南辕北辙。有人说是毛泽东发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瞎说，这是一个规律，规律是能被发明的吗？只能发现，并运用规律付诸实践。只能说是毛泽东纵观中外历史，发现并提炼、总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规律。
“八七会议”油画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期间，全党极端尊崇苏联老大哥的“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因而发动“城市武装暴动”成为全党的中心。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出的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然后审时度势地、不失时机地、波浪式地逐步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延伸、蚕食，并在长期的斗争中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积小块为大块，待敌我力量发生变化、条件成熟时，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这样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在当时而言，简直就是“离经叛道”，自然也就成为苏联公知们的眼中钉，并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毛泽东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也就成了“毛主席”。直到中央苏区的丧失和湘江惨败后的遵义会议才使得苏联公知们睁开了被猪油蒙了四年的眼睛。
四、历史往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从1927年9月开始到1934年12月这段期间，中央批评毛泽东的东西，没过多久就成了经过检验后的真理，周而复始。因此，毛泽东成了一个怪物：今天被批评，明天被肯定，后天被批评，大后天又被肯定。奇怪的是所有的批评都来自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党中央，肯定却都来自于惨痛失败后的反省。而毛泽东恰好又是一个预见性极强的人，看问题往往比别人高看几步乃至几十步，只要他还是一个地方的主政领导人，被比自己缺乏预见性的中央批评就成了“时代”的必然。北大教授孔庆东有段名言，可谓作了最好的注解：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立、紧张，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先觉者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群众，可是群众经常要害先觉者。如果死在敌人之手，那还算死得其所。如果死在群众之手，而且是你要救的群众，那真是最惨烈，最悲哀的一种死。
五、历史有时又是公正的。残酷的斗争再次表明，那些被苏联公知把持的中央批评的毛泽东的“歪理邪说”，恰恰又是挽救全国各地根据地和红军命运的“救命稻草”和制胜“法宝”。许多当年战斗在各根据地的老同志都有一些共同的斗争经历和记忆：一是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赣东北、左右江、陕甘边等根据地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和失败，又都毫无例外地学习了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才转危为安，根据地才得到全面发展。二是各地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根据中央转发、介绍来的《古田会议决议》才解决的。三是各根据地自己总结的战法很多，都能打一些胜仗，但失败的概率也很高，是后来中央转来的中央苏区毛泽东的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为主要内容的斗争经验后，才出现好转的。
六、在那个战火纷纷的年代，中央苏区的人们认识毛泽东，是因为他的思想能战胜困难、能扩大根据地、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其他根据地的人认识毛泽东，则是通过中央转发、刊发的毛泽东在地方上的工作经验认识的，贺龙元帅曾回忆说，从红四军到红二军团、从红二军团到红三军，在军事上都是按照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军事思想才取胜的，毛泽东当时就在全国各根据地有很高的威望。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识的毛泽东，是根据中央驻国际代表团的选择性汇报认识的，所以毛病多、有点少，所以1931年1月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1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非共产国际信任毛泽东，而是知道毛泽东在红军和根据地中有别人无法取代的威望使然。
七、站在昨天乃至今天的视野，王明、博古有错，而且错得离谱，错得奇葩。但你要具体说王明和博古的错，错在哪里，户主总结就是两条：一是他们用中共和所有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和广大苏区群众为代价，来验证和维护苏共理论的正确性，是上世纪中共党内最大的苏联公知。二是王明出于一些私心，有选择性的汇报中共的状况和问题，进而在博得苏联的欢心这个过程中获取个人的政治地位，人品出现了问题。
八、如果说仅凭上级的信任和任命，就能一夜之间“长出”天大的本事来，那1921年的陈独秀、1927年的瞿秋白，以及后来的李立三、向忠发、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们就应该更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们都只是一时流星，划过长空之后瞬间消失了，因为他们都只是昙花一现。反观毛泽东的基本军事思想，又都出现在他任地方官的时候，而非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况且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1934年1月，直到12月的通道会议时才开始有点发言权，整整11个月的时间属摆设性质）。因此，说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他做了中央领导人后剽窃其他军事将领的智慧和成果据为己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实在不值一提，只会给他们的后人徒添几缕苦涩的符号。
讲到这里，不由使户主想起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黄洋界上》――井冈山斗争卷（黎汝清著）讲述的一段往事，现摘录于后，权当结尾：
1928年4月，陈毅痛斥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我们一向是很尊重周鲁同志的。但是宏盛证券，领导要做出值得让人尊敬的事情来。你这样的不看实际，这样的主管武断，这样的意气用事，这样的不讲道理，让人家怎么能尊重你呢？你应该知道，领导者的威信不是靠组织任命而来的……你对毛泽东同志是不公正的，你故意把中央开出毛泽东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传达成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超常的坚韧和自信，是很难承受得住的。他现在派部队来接应我们上山，你认为是在求助于你的高明的本事和领导吗？恐怕不是。由于你去井冈山去指手画脚，他会非常难受。可他现在却仍然希望我们大家都去井冈山。为什么？为革命事业。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宽阔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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