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沈醉，保密局云南站的前站长九五配资，获得了第二批特赦。而15年后的1975年3月19日，保密局浙江站的站长章微寒，也获得了最后一批特赦。这两位站长的经历表面上看似相似，实际上却有本质的不同。
章微寒是在浙江解放后主动投诚的，而沈醉则是在特赦时并未被认定为“起义将领”。沈醉自己曾坦言，他直到1980年才被撤销特赦并获“起义将领”身份，并且他一度觉得难以接受这个身份。在回忆录中，沈醉提到，他在云南起义时，自己并非出于自愿签署起义通电的文件，而是被胁迫的。尽管如此，直到1980年，沈醉才被确认了“起义将领”身份，他对于这份称号并不感到骄傲，甚至表示他更珍惜的是那张特赦令。 沈醉之所以在1960年便获得特赦，并非因为他在云南起义时所签的通电文件，而是因为他在重庆和北京学习改造期间，积极参与写材料并揭发他人的行为，这成为他提前获得特赦的关键原因。沈醉的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在《军统内幕》一书中透露，自己曾参与策划过一系列活动，包括向毛人凤传递情报。可以看出，沈醉在背后操作了不少特务活动，他的所谓“起义”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并借此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另一方面，章微寒的投诚则完全是出于无奈。浙江解放后，杭州军管会曾号召特务投诚，章微寒先是派出一名小特务试探，发现得到了宽容的待遇后，他才决定投诚并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但他投诚后并未彻底改过，反而继续保护一些特务，甚至帮助他们逃亡，这使得他最终仍然成为特务的目标。沈醉对此非常了解，并认为章微寒是假投诚真潜伏，他的“投诚”更多的是一种自保行为。 另外，沈醉对于自己在特赦前的所作所为并不回避，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坦承参与过许多暴行，但他在揭发他人时所起的作用，显然为他争取了特赦的机会。沈醉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有多少罪行，而是通过写揭发材料和提供证据，帮助了政府清理掉一些“潜伏”的敌人，这也为他争取到了特赦。 总结来看，沈醉和章微寒的投诚与特赦经历有着显著差异。沈醉的“起义”可谓是名不副实，而他的提前特赦更可能与他背后的一些政治操作和揭发行为息息相关。而章微寒则是典型的投诚失败者，他的“投诚”更多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特赦也未能改变他为特务的本质。沈醉与章微寒的故事，揭示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特赦背后未为人知的真实面。 发布于：天津市恒汇证券app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